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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‘文革’开始前,这套教材就不断受到批评。比如教材选了孟子的《鱼我所欲也》,有人说它宣传人性论,有的课本只好把它撤下来。‘文革’中,人教社没有了,因为当时教育部撤销了,而人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。”顾振彪说。

  他告诉本刊记者,“文革”期间,各省自己编教材。当时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文章是安全的,就连红色经典《红日》《红岩》都不能选。“教科书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学了,古诗文又非常少,还要遭到批判。比如说上海的教材选了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,但还要加一通批判:蛇很毒,但是封建头子比蛇还要毒。”

  “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%”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1977年人教社恢复,又开始编全国通用教材。这次的教材编写由教育部副部长直接负责,召开了“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”,人教社组织人员制定教学大纲,编写教材。

  顾振彪回忆,当时在全国范围选调来一批优秀老师和专员,两三百人,各个学科都有,其中参与中学语文的有20多人,小学语文有30多人。

  这套1978年出版的教材,仍然保留着《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》《大寨花开红烂漫》等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的课文。经过1982年的修改,才去掉类似文章。在这套教材中,古诗文比例约30%。

  就在这套教材大纲修订之时,1986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,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传达了这样的精神:古诗文不利于思想教育。“他说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%,而且要求只要读一读、背一背,了解内容大意就可以了,词句不要死磕。比例减少,放低要求。”顾振彪回忆道。

  这种精神很快反映在教材上。1987年到1988年,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框架下,人教社对语文教材“大修”。本刊记者看到,此时的教材增加了大量现代文,删减古诗文,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文达到了40篇,是所有教材中课文数量最多的版本。

  同时,1987年也开始修订1978年的教学大纲,新大纲规定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超过20%,根据这个大纲新编的教材,到1993年向全国推开。但到了90年代中期,教育部对古诗文的指导精神又变了,所以1999年对义务教育教材又修订了一次,到2000年古诗文比例又恢复到3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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