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长为何很难向老师讨公道

　　上周，在成都，一名10岁男童因做不到老师要求的写千字检讨，选择跳楼了。没想到，现在又发生一起更为极端的教育悲剧。前两天，在广州，一位母亲因与老师争吵，竟然携儿女在学校跳楼。9岁儿子已经身亡，母亲和12岁的女儿还在抢救中，也是命悬一线。

　　如此惨象，让人不堪忍受。不过，这里得先说一下，这位母亲的做法是严重不理性不正当的。就算是遭遇天大的不公，也不应拉上未成年的孩子们共同赴死。鲁迅说过，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。”也就是说，应该让孩子得到独立与解放，特别是不能把孩子生命也据为己有。问题是，封建家长制在很多人内心生成了难以祛除的毒素，过度“父爱主义”、“母爱主义”的捆绑，让太多中国孩子在腐朽的伦理关系中艰于视听，甚至被活活勒死。

　　当然，面对广州这起家破人亡的悲剧，我也不想过多指摘这位母亲的不是了。她可怜可悲，但更值得同情。她之所以会遭遇如此不幸，说到底，也还是因为，在今天，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，在老师面前，往往都会处于权利难以保障、尊严难以维护的境地。当家长向老师讨公道找不到出口，出现过激行为，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　　那么，学生与家长为什么很难向老师讨公道呢？

　　原因就是，教师这个群体，长期掉进“应试教育”泥潭，简单、粗暴、机械的教育教育模式，不仅在培养一株株“病梅”，同时，也让一些教师本身出现在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，让这个群体很难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。当教师缺乏公民精神，缺乏权利意识，向这个群体讨公道，自然也就会遭遇死胡同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些年，关于中国教师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报道，铺天盖地。问题是，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疗治。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，作为一名批评者，我深深感到今天有很多教师内心都过度脆弱敏感，言行过于刻薄粗暴，他们似乎成了这个世界最批评不得的一类人，只听得见好话，受不了半点批评。

　　教师人格不健全，心理不健康，本身就是教育体制的受害者。“听话的教育”，也不只是学生要听老师话，教师同时更要听教育权力的话。在这种“听话思维”模式下，教师长期屈从于教育权力之中，不敢说不；同时，教师在家长或学生面前，也往往端着“教育者的身份”，觉得自己永远站在对的一方面。这样一来，当学生在学校出现问题需要老师解决，或者与老师直接发生矛盾，真正掌握话语权的，往往只会是教师。更何况，很多学生和家长面对教育种种不合理的行为，往往也不敢怒不敢言，要向教师讨公道，当然就格外困难了。

　　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，恰恰就是精神相对固化的人群。上级教育权力没有给他们提供理性的对话空间，他们与学生之间更没有建立起平等的交流方式。当孩子在学校遇上问题，出现利益矛盾纠葛，很容易就会采取个人主观判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把选择与家长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对话博弈。广州这起母亲带孩子跳楼事件，也就是因为孩子在校眼睛遭受伤害，在责任与赔偿上无法形成共识，家长与老师发生争吵，最后才酿成悲剧。

　　校园悲剧频发，本身就是对教师公民精神与公共人格的一种测试。尊师重教，并不是要将教师架到道德神坛上。一个对师德进行过度开发的社会，不利于教师成长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。一种只知道以简单粗暴方式来进行教育的模式，注定会把很多教育矛盾的解决推到法律框架之外。家人很难向老师讨公道，这是一种悲哀。不要简单把教师树立成道德之楷模，人伦之先锋了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首先应该把教师视为在精神上、人格上与法律上与其他公民可以平等对话的人，而不是唯师是从。只有这样，中国家长和教师之间，关系才不会特别微妙，在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，才能够选择更加理性的博弈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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