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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师们眼中,朱夏妮不属于一个符合传统教育的孩子。老师认为她“基本不做作业,不动脑”。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:要乖,要努力,要考高分,要升学率。

  在当今幼儿园和小学,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娱乐的时间,而非一味的语数英加培训班独吞天下。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广义务教育:取消“小升初”考试,完全就近入学。但这种理想的进化方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——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脱了轨。升学率,这个在台面上消失了的字眼,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。

  胡杨再也不敢奢谈什么“自由生长”了,这个母亲变得片刻不得安宁。现在看来,女儿要顺利考上高中有点困难。她考虑过让女儿出国留学,但又犹豫,毕竟女儿还太小。

  她决定把赌注往朱夏妮的兴趣爱好上押。

  朱夏妮个子高,练长跑,体育老师想让她进排球队。母亲先是不答应,但听到一句话时,她动了心:XX中学特招排球特长生。

  胡杨还让女儿学小提琴,一学七个年头。据说小提琴可以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,这是朱家的弱项。于是常常夏妮练小提琴,妈妈在旁边瞪大眼睛守着,乐谱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泪。

  在朱夏妮11岁的记忆里,哭,是她一直以来维持自身情绪平衡的减压方式。有一次,她一边哭一边写,写着写着就跑神了,分行诗又冒了出来。

  屡次实践后,朱夏妮得出结论:写诗比哭还管用。这年,她相当“高产”,写了一百多首诗。

  对于女儿的写诗,胡杨摇摆不定。有时她举着夏妮诗簿,恍惚回到了年轻时听风写雨的那个自己,“写得多好啊”。

  更多时候现实又猛地扯她回来。想到“体裁不限,诗歌除外”的高考作文。她不耐烦地扯过本子,提高嗓门放连珠炮:“写诗、写诗,写诗能进重点高中?”

  “我妈疯了”

  初二了,物理课、题海战术更是滚滚而来。几乎每天,胡杨都能接到老师从“校讯通”发来的短信,各科的信息。

  “请提醒孩子复习今天化学课上学习的九个原子团!”“如果孩子自觉性不足,请抽空检查!”

  胡杨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师的短信,像点犯人似的,把没交作业的、交了没更正的、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个点名。还有小测验、评比的成绩,总在每个看电视、煮饭、翻书的时刻,粗暴地闯进胡杨的生活。

  朱夏妮觉得妈妈越来越可怕了。听歌时,看电视时,上厕所时,玩手机时,妈妈的目光像一条绳子,牢牢拴在她的身上。为了督促学习,胡杨还搬到女儿的屋子里,上下铺睡觉。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,突然腾地坐起来,站到夏妮的床头开始翻翻翻。看夏妮没有玩手机,便倒头,安然睡去。

  “我的学习停下几秒,我妈就开始疯了,”朱夏妮说,“我都快痛苦死了。”

  那些日子里,胡杨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叨叨。眼睛里布满假想敌,火药味越来越重。她觉得女儿是在一辆战车上,可眼看着,女儿就要被战车抛下去了。

  一次,胡杨向女儿发起了猛攻:“夏妮,我今天去菜市场了,你要考不上高中,妈妈就去给你租一个摊子卖菜。我都打听好了,那摊子多少钱一个!两万块一个!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!”

  感觉到羞辱的朱夏妮冲进卧室,扣上了门——她已关过太多次门,除了厕所,家里的锁已经被父母撞坏了。

  半天没有动静。爸爸推门进去,他头皮一阵发麻——22楼,阳台的窗户大开着。屋里没有人,只看见朱夏妮的拖鞋在窗台下面摆着。

  父亲第一次这么大声直呼胡杨的全名,然后冲出了门。胡杨也懵了。“心扑通一下就像掉进了洞里了。”她到处找,最后在衣柜里发现朱夏妮。

  女儿躲在里边,嘿嘿地笑着。胡杨却一下子哭了。

  “模范”们

  朱夏妮的学习生涯就像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。

  常常是这样:日常学习——表现平平——母亲着急,学校加压——女儿发脾气、写诗、闹自杀——父母减压——日常学习。周而复始,无始无终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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